李知府假模假样的叹一口气，说道：“也不过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尽我的职守罢了。我这人素来喜欢未雨绸缪，等到出了事情，学他人袖手旁观？万万没有这种好耐心。”
卫高说道：“如今很多官员，都把知府看得清闲，像大人如此为朝廷尽心尽力的办事，真真难得了。下官的脾气和大人一样，每天总要想点事情出来做做才好，不然坐着难受。”
“对，正是如此，我辈岂能尸禄素餐？”李登一拍大腿，当下二人言语投机，不到一天，彼此拜了把子换了命贴，臭味相投便称知己，竟成了你好我好的异姓兄弟。
说起来此事有些原因，这些年，公侯都督多有让家人子弟贩卖私盐官盐之事，加上到处减免税赋，以至于有些省份的税赋总额锐减三成之多，内陆省份毕竟比不上沿海省份，依靠海上贸易和方兴未艾的工厂作坊，税赋只见多而不见少。
内陆省份的矿业以及盐铁茶等，也大多集中在王府权贵，地方豪强和皇宫派下来的宦官手里，是以有些省份的官员见不得治下日渐增多的外地商贾，冲击本地的小作坊，就想出了雁过拔毛的主意，也算是明朝的地方保护主义了。
湖南的地理位置得天独厚，东临江西，西接渝贵，南毗两广，北连湖北，四方必经之地，经过卫高的建言，两位布政使觉得可以试试，若不行就彻底取缔，反正只是个权宜之计。
问题是承宣布政使司不仅仅管着湖南，也管着小半个广东，全名湖广布政使司，左布政使傅大人主要是治理广东一带，而管着永顺等四府一州一司的乃是右布政使，年过大人六旬啥事不管，人送外号‘不倒翁’。
政务往往就是这样，中央下达的政令本是出自好意，但基层却有意曲解其意，结果荒腔走板，反而加重了百姓的负担。
卫高只想着多收取税赋，给自己捞取政治资本，就把不该执行此策的永顺圈了进来，并为此提出了二八分账的馊主意，又设立了众多名额和奖励制度，以调动官员们的积极性，至于百姓死活谁管？
到了李登这一级，更加的一心一意，把全部心思都投入到了抽捐上头，卫高想不到的地方，他都给想到了，额外又添加了许多条款，以动员下面官吏的积极性，等到了县一级，自然又巧立了一些名目，如此层层加码。
倒是如此一来，李登把惩办叛党一事淡了下来，就和前任王贤一样，扔在牢里不闻不问。也因此那些读书人不至于斯文扫地，收押总比判了逆党的好，有趣的是，卫高还要算他们的大恩人呢，但是此案一日不结，他们就一日不能出来，连累家属苦不言堪，那几个逃走的，亦一日不敢回城。
路上的徐灏正是为此而来，他是收到了矿师和商人们的信，提到了湖南打算到处设置关卡，对商人来说，最是深恶痛绝不过了。
此事可怕在不但一干候补官员大力赞成，迫使两位布政使下定决心，罔顾朝廷最近三令五申不得任意加税的约束，甚至连湖广道的巡察御史们都集体失声了。
对此徐灏深感无力，想朱元璋起初是十分礼敬官员的，最早哪有什么剥皮，六十两银子即处死的狠辣。大明立国之初，俸禄按照物价绝对是高收入，不是发银子宝钞，而是发布帛和粮食，并专门设立了种种福利制度。
朱元璋每年都会苦口婆心的奉劝官员要廉洁奉公，各地的税赋都不高，除了杭州某几个地方除外，鼓励人口繁衍，人头税入城税等等一概没有，还要帮助家家户户种植桑树，指导农业。
早些年朱元璋极少杀戮官员，反而非常礼遇，可即使如此，却一连发生多起地方大肆横征暴敛之事，比如从南方运抵金陵的粮食，每运抵二石大米，路上的消耗竟高达八石，这可是金陵不是北方，可想而知地方上是如何的上下其手，层层盘剥。
深感失望的朱元璋个性又极端，最终忍无可忍，索性由此开始了一茬又一茬的砍脑袋运动，你们越是贪婪我就越要大杀特杀，到底看看你们的手快，还是刽子手的刀快。
连朱元璋在世之时，尚不能禁止官吏大面积的贪污，而朱高炽和徐灏这一对组合，可想而知会如何了，朝廷的三令五申，大概出了京城就是个屁，砰的一下就没了。
吏治败坏的速度之快，远超出人的想象，何况这本是官员位于人上人，百姓如猪狗的时候，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想要官吏不贪，纯属天方夜谭。
那么怎么能控制贪腐呢？徐灏不知道，他认为这貌似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寒风索索，站在船头的徐灏露出一丝嘲笑，杀，是解决不了根本问题，但杀却是最痛快淋漓的解决方式，滚你娘的利害关系，就算把大明朝杀垮了，那又能怎么样？
貌似在杀人上头，徐灏与老朱同志父子，堪称一脉相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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