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家这方面都对接下来的大理寺审案胸有成竹，徐烨除了打人不对，再没有一毛钱的过错，受人之托忠人之事，反而彰显一派君子风范。
徐烨自己倒是很惭愧，惊动了朝廷，丢人现眼，自动请假闭门思过。
这因此使他认识到了官场上的复杂，人家只要认为站着理，说不买账就不买账，国公世子又能如何？自小到大顺风顺水，徐煜终于体会到了父亲的不易，为何低调的隐居家里。
别说父亲等勋臣了，如今连那些藩王都没人瞧得起，徐煜意识到不能再想当然的骄傲下去，归根到底顶着国公家的光环外，面子是要靠自己争取的。
宣德皇帝不允许藩王进京祝贺，说白了就是发出明确信号，因藩王进京，一路上任何官员都得迎接，哪怕贵为三公，往往让天下臣民意识到，众藩王和洪武朝一样，可以上管军，下管民，甚至当帝王无道，能学燕王玩一玩清君侧的争霸游戏。
不许藩王进京，自然就不许他们离开封地，大大削弱了影响力，加上限制军权消减护卫等一系列明的暗的手段，各王府一如历史上一样，渐渐成为被圈养的猪了。
朱瞻基的作法与他父亲一脉相承，对待武勋功臣同样如此，张辅被高高挂起，徐灏自动推让，一举使得在军方的影响力大不如前。
朱高炽曾赐给杨士奇、金幼孜、杨荣、夏元吉等大臣一颗刻有“绳愆纠缪”字样的银章，凭此可以写密折，这样的作法武则天用过，满清皇帝也学过。
历史上，三杨大臣之一的杨溥因朱高炽的牵连，被朱棣关押了十年之久，朱高炽继位后，杨溥受到的信任不在其他阁臣之下，而对于同样被关押的杨士奇等，朱高炽怀着一份特殊的感情，君臣之间的患难关系是其他人所无法具备的。
徐灏一手改变了历史，他取而代之，与洪熙皇帝的亲密关系远超任何人。同时，内阁大臣在对待合法的储君朱瞻基时，与历史上一模一样的效忠，这就是为何朱瞻基登基后，和历史上一样对阁臣们信任有加的原因。
朱瞻基提高内阁的官位和权利，是出于加强皇权即中央集权的需要，通过内阁进一步集权于皇帝，摆脱掉功勋武将的巨大影响。
解缙在朝廷上的仗义执言，自然令朱瞻基感到很不舒服，很快下旨封赏解缙做了三孤之一的少师，然后将杨溥、陈山和张瑛三位大臣调入内阁，三人都是他做太子时的教师。
如此内阁又形成了新七人体制，分别是杨士奇、杨荣、金幼孜、黄淮、杨溥、张瑛、陈山。
消息传来，徐灏知道历史上有名的“三杨”，三杨是忠臣不假，但不是完人，作为最受器重的内阁大臣，对宣德朝的由盛转衰，无疑负有责任。
徐灏在不动声色的观察内阁，显然陈山和张瑛没什么能力，饱读诗书一肚子学问的大儒，擅长夸夸其谈，处理复杂的政务显然是外行。
黄淮是五朝元老，官至荣禄大夫少保户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知制诰国史总裁，先后两度主持会试，屡次参与监国，其人治事果断通达，带人温和宽厚，史上评价他“公在辅导，有古臣之风”。
可惜黄淮年纪大了，面对逐渐合流的三杨，隐隐流露出退隐山林的心思。
徐灏与黄淮没什么交情，也不可能劝这位六十岁高龄的老人继续坚守岗位。
金幼孜进了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依旧担任翰林学士，如今负责修仁宗实录。徐灏知道金幼孜身体不好，年纪也不小了，就是说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内阁将是三杨的地盘。
最明显的就是杨士奇隐隐有成为首辅的倾向，他和杨荣获得最关键的吏部人事推荐权和任免权，这一段时日以来，杨士奇和内阁大臣经过精选之后，向皇帝推荐的官员，几乎完全被朱瞻基采纳，由此内阁权柄日重。
对此徐灏不以为忧，三杨虽说眷恋权势，但操守是值得信赖的，先后推荐了以廉明刚直著称的多位官员，分别担任左右都御使等职，又奏请帝王委派高谷、周忱、况中、于谦等人出任要职。
历史上，正是这些少壮派文臣的脱颖而出，使得在四十万大军全军覆没，英宗被俘的危机下，于谦能够带领臣民一举力挽狂澜。
朱瞻基不是勤勉的皇帝，喜欢艺术喜欢射猎，给了杨士奇和杨荣一部分吏部尚书的权利，即可不经过吏部的选拔，帝王的任命，拥有直接任免一些官员的人事权。
内阁里，徐灏最欣赏精通军事的杨荣，不算黄淮金幼孜等老臣，杨荣是朝野内外普遍评价罕见的精明干练，能力超过了杨士奇和解缙，但杨荣有个最大的缺陷，不能容人过失，往往直斥其非。
早在洪熙时期，骤登高位的杨荣被官员们嫉妒，关系也很紧张，许多大臣想把他挤出内阁，公推杨荣出任国子监祭酒。
朱高炽不同意，这和朱棣的作法一样，杨荣呢也没接受教训，依旧我行我素不给任何人面子。如今他不断的攻击杨士奇夏元吉等人的过错，宫里的消息是引起了朱瞻基的不快。
观察这一切的徐灏得出了结论，杨士奇出于政治考虑和胸襟，会主动缓和与杨荣的关系，耿直的人才让人放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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