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英耀太知道媒体的力量了，尤其是国外媒体的力量，对于任何一名中国人来说，那都是能带来质变的辐射。
周英耀甚至一度为杨锐而遗憾，他要是年龄再大一点的话，凭着这股子风，说不定都有资格做中国驻瑞典大使，直接正厅级起步。
当然，周英耀知道这只是一种遐想，而且，随着他对PCR的了解增多，他也觉得，让杨锐来瑞典当大使，根本就是浪费。
这种复杂的情绪，让周英耀面对杨锐，就像是面对领导人一样。
“今天不知道具体情况，如果要探讨PCR实验室的建设的话，估计会回来的很晚，你们就不要等我了。”杨锐开口说话，周英耀立即聚精会神起来。
“您放心做您的事，我们就在外面等着，多晚都行。”周英耀笑笑，又道：“现在的瑞典治安不能说太好，还是有备无患为妙。”
杨锐迟疑了一下，点头同意了。
从社会安宁的角度来说，1986年2月以前的瑞典，和1986年2月以后的瑞典是两个国家。
1986年2月以前的瑞典，首相出门都是不带警卫的，帕尔梅每天上下班，或者晚饭后遛弯，身边都不要带保镖。帕尔梅与妻子去市中心里逛街、吃饭，都与平常人一样，自己开车，自己走路，并不要任何人的陪同。
瑞典人对此也习以为常，他们认为瑞典是极安全的国家，并以之嘲讽美国。
直到一声枪响，帕尔梅在斯德哥尔摩市中心的一条平静的街道上被人枪杀。
瑞典人失落之级的描述那个瞬间：“首相被杀害的时候，我们还是一个单纯的，圣洁的国家……‘田园诗般的理想国’，突然就被抛进了如此严酷的现实中去了。”
在杨锐看来，这或许也是DNA鉴定在瑞典得到了超乎寻常的支持的原因之一。
整个80年代，由于大量移民带来的社会问题，深刻的改变着瑞典，首先改变的就是它的治安状况，大幅度提升的犯罪率，令这个只有900万人的国家焦躁不安。
PCR实验室，不啻于一个美妙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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