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喂，女士们，先生们，你们好好听着。艺术，是人类经验的伟大传统，你必须专心致志，不然便是对灵感才思的侮辱。”
姑娘们开始格格地笑了起来。佩吉，在一张纸餐巾上捣了两个大洞，把它变成眼镜的模样，架在鼻子上。
她斜眼看着，说道：
“雕刻也许是最古老的艺术。从其他课程中你们已经得知，它的技术可追溯到削箭簇或棍棒的第一个史前人。你们也知道，石、陶或金属的相对永久性，是我们利用雕刻和在石、陶上镂刻铭文作为历史记载的主要原因。”
“可是，在漫长的时间中，其他文字记载终于削弱了雕刻的权威，并使各种绘画（至少在西方）有了最广泛的用途和通俗的感染力。这‘巨（就）’是我要你们集中注意绘画，把它当作世上至要之事的原因。也许它的确是最重要的东西。但我指的是鲁本斯、伦勃朗和其他大师的作品，而不是指毕加索和其他同代人的愚蠢表达。后者是婴儿般的咿哑学语。他们所谓的实验，只是空虚的代名词。”
“嗯，多塞特小姐，你是一个才华出众的严肃女人，你为什么非要按这种愚蠢的传统作画不可呢？”
劳拉·霍奇金斯本来格格作笑，现已变成无法克制的捧腹大笑。
特迪也在狂笑。
佩吉继续说下去，把一屋子人都征服了。起先只是为少数人作表演，最后变成一场人人观看的演出。
他模仿克林格教授，成为这一晚的高潮。在喝彩声中，佩吉不慌不忙地取下假眼镜，把彩笔放回手提包，鞠了几个躬，从屋里庄重地退场。
两天后的圣诞节，去找威尔伯医生的，是另一个与以前不太一样的佩吉---闭口不谈伊丽莎白之行和她在学院社交聚会上的胜利。
这好象是另一个佩吉，嘴里没完没了地重复着：“人们、人们、人们。”
“什么人们？”贴着佩吉坐在长沙发上的威尔伯医生问道。
“人们？是啊，人们，”佩吉答道。“他们正等着我哩。”
“他们的名字叫什么？”
“玻璃，”佩吉答非所问。
“我看得见玻璃。我要打碎玻璃窗，然后跑掉。我要跑掉！我不想呆在这儿。我不想，不想！”
“为什么跑掉？”威尔伯医生问道。
“痛呀，我痛，”佩吉轻声说了句，便开始啜泣。
“哪儿痛？”
“我头痛。我咽喉痛。”
痛苦的话语倾诉后，接着是愤怒的谴责：
“你不让我跑掉。”她情绪逐渐对立。“尽管你不让我跑掉，我也要打碎玻璃窗，然后跑掉。”她警告道。
“你为什么不从门口出去呢？走啊，只要把门打开就行。”
“我办不到，”佩吉尖声叫起来。她从长沙发上站起身子，象一头落入陷阱的野兽那样挪着脚步。
“可是你能够办到的呀，”医生坚持道。“就在那儿。走过去把门打开！”
“我要出去！我要出去！”佩吉仍那样惊恐。
“好啊。只要旋转门钮，就可把门打开！”
“不，我要呆在这带黑色百叶窗的白房子旁边，门口还有台阶，后面有车库。”佩吉突然平静下来，说：“我父亲的车就放在车库。”
“你现在在哪儿呢？在威洛·科纳斯？”医生问道。
“我不说！我不说！”佩吉一再重复这句话。
“可以告诉威尔伯医生吗？”
“可以。”
“那么，你要告诉威尔伯医生？”
“是的。”
“那就说吧。告诉威尔伯医生！”
“威尔伯医生走啦，”佩吉愁闷地回答。
“威尔伯医生就在这儿。”
“不，她走啦，把我们扔在奥马哈了。”佩吉坚持己见。
“你不是威尔伯医生。难道你还不知道吗？我必须找到她。”她不再平静，歇斯底里又发作起来。佩吉恳求道：“放我出去！”
这个请求似乎与现在这特定的房间和时刻无关。它来自往昔。而这个往昔向她伸手，把她包围，将她俘虏。
“你去开门。”医生态度坚决地说。
“我从门口出不去，我从来没有出得去，从来没有。”
“这道门现在上着锁么？”
“我出不去。”这是一个受到伤害而不知所措的孩子的哀诉。“我必须从这儿出去。”
“从哪儿出去，佩吉？”
“不管在哪儿都得出去。我不爱这些人们、这些地方或任何东西。我要出去。”
“哪些人？哪些地方？”
“这些人们、这种音乐。”佩吉连气都透不过来了。“这些人们、这种音乐。音乐一遍又一遍地响个不停。你可以看到所有的人们。我不喜欢这些人们、这些地方或任何东西。我要出去。喔，放我出去！求你，求求你！”
“只要转一下门钮，就能把门打开。”
“不行，我不行，”佩吉的愤怒突然转向医生：“你为什么还不明白？”
“你为什么不去试一试。你连试都没有试过。你为什么不去转一转门钮，把门打开？”医生寸步不让。
“有个门钮，但转不动。你还不明白？”
“试试看。”
“试也没有用。”她的情绪暂时松懈下来。但这是屈从的松弛。“他们什么都不让我做。他们认为我不好，认为我可笑，我的双手也可笑。谁都不喜欢我。”
“我喜欢你，佩吉。”
“喔，他们什么都不让我做。痛，痛极了。”佩吉在啜泣。“人们并不关心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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