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07章一生勤奋的大才子
薛福成在外交方面的能力,那也是没的说的,再说了在一般的中国人眼中,那也不是一个什么好差事,一个人在英国伦敦,面对着世界上最强大的英国人,他楞是有理有据和他们进行谈判,取得了在西南方向的胜利,自已还差一点给累死。
中央的办事机构基本就是这样了,下面还要搞全国的各级人事任免等项事务,李振华心中说道:真不应该答应他们自已来当这个国家的一把手,要是让别人去当,自已就可以偷偷懒了,可现在自已那一件事不得亲历亲为呀,可那些老狐狸们晃会干的。
下面的各省巡抚先改变名称为省长,布政使兼管财政收支、工业、农业和商业,按察使兼管治安、刑狱,学政管教育,同时设立一些必要的厅或者局来对应中央的那些领导部门。
撤销原有的一些府和州的衙门,留下了一些作为地区一级的中间管理结构,名称好说有现代的在哪儿,年轻干部丰呢拿来就用,就可以了。撤销的府、州主官,一部分上升到省一级去作具体的事务,一些就到地区一级去当主官,其余的人就分到各层面上去了。
取消科举制度,由各省先进行招考各有关单位的负责人和工作人员,现在的考试当然不能只考试文科,也要考试算学、政治、科技等方面。对一些德高望重的人员也可以进行直接聘任。
对于最高层的安排,大部分的人都高兴地接受了,只有梁启超没有接受,很多人都认为他也太不给李振华面子了,李振华也觉得很奇怪,于是他决定到梁启家中去一趟,和他谈谈了解一下,李振华很想知道他为什么不接受这个任命。
第二天李振华换上便衣,领着几个警卫员出去了,这一段时间他忙于国家制度和人事问题,他很少到大街上来,在车上他看到人们已经基本上都安定了,战争引起的混乱,已经基本上没有了,人们都在进行着自已的工作,从人们的面部表情上就可以看出来,大部分人都已经是安居乐业了。
各种商业门店正常营业,大街上那些游手好闲的人少了,人们走路的频率也快多了,不像原来那样,饥民遍地,一些满族的纨绔子弟,托鸟架鹰,游手好闲的,满大街皆是,现在那些人少多了,不过这些人要有一个好的处理办法才行的,要不以后也是个问题。
梁启超的家在北沟沿胡同,就是现在的东城区北新桥地区,在东直门南小街以西。胡同自北向南沟通大菊胡同和东四十四条,长300多米。明代,称“学房胡同”;清乾隆时称“官学胡同”,宣统时称“北沟沿”,因胡同临近水沟而得名;
很快李振华就到了梁启超的府上,警卫员一叫门,马上就有一个女人的声音说道:“谁呀?等一下,马上就来了。”
就听门一响,一位身穿旗装的妇女开了大门,只见她长的还算清秀,一看到是一些当兵的而且是新军,她的脸上露出了惊慌的神色,李振华马上对她道:“你好,我们是来找梁大人的,他可在家?”
听到李振华客气地说话,她平静了很多:“在家的,快请进吧。”说完打开了大门,李振华走进了院子,一看显然院子不大,但是收拾的很整洁,这时,就见梁启超已经从里屋出来了,他一看到李振华大吃一惊,他想不到李振华会到他的家中来。
“卓如先生,自从奉天一别,已有数月未见,近来可好啊?”一见到梁启超出来了,李振华马上就热情地问道。
“惭愧,惭愧,本无颜再见将军,没想到将军却亲到寒舍来了,这让在下不知如何是好了。”梁启超的一口广东话,再加上见到李振华有些激动,说的快了一些,让李振华也有些听不明白了。
旁边的梁夫人马上就对李振华把他的话再说了一遍,李振华马上笑了起来:“先生大才,我是应该前来拜访的。”
李振华知道梁启超在光绪皇上的眼中,因为他的一口广东话让他的前程大打折扣,因此他也不愿意多用口舌来表示,他写了很多的作品,梁启超于学术研究涉猎广泛,在哲学、文学、史学、经学、法学、lun理学、宗教学等领域,均有建树,以史学研究成绩最显著。
梁启超一生勤奋,著述宏富,在将近36年而政治活动又占去大量时间的情况下,每年平均写作达39万字之多,各种著述达1400多万字。
他有多种作品集行世,以1936年9月11日出版的《饮冰室合集》较完备。《饮冰室合集》计148卷,1000余万字。
他的夫人李蕙仙,也是很有文才的一个女子,平时她是作为他的翻译出现的,任务就是帮助他“以汉译汉”,李振华心道就是这样的一位大才子,光绪皇上居然不肯用他,这也是大清朝庭的一种悲哀吧。如果我们再不用他,那岂不是和光绪一样的水平了。
几人来到了屋里,李蕙仙给他们上了茶,她就坐在了一边,准备还是作她的翻译工作,其实李振华是用不着她的,本来自已在南方呆了多年,再者在前世时,他就经常以能够听懂各地的语言而骄傲,一般的语言还是难不住他的。
于是他们就交谈了起来,他们之间谈的很多,涉及到了很多的地方。
但是他的赋税思想却是让李振华很有启发,他主张赋税的征收必须以便民为原则,实行轻税、平税政策,而反对与民争利的“固民所急而税”的传统观点。指出“西人于民生日用必要之物,必豁免其税以便民。中国则乘民之急而重征之,如盐政之类是也。亦有西人良法美意,为便民而起,而中国视为助帑之计,行之而骚扰滋甚者,如今之邮政之类是也。”他提出应仿效英国实行平税政策,便民利民而后求富强。这是一种把经济发展放在首位,财政税收放在其基础之上的观点,对当时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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