靖康二年的金上京地区的奴隶起义经过两年的动乱才逐渐平息下来，但是对完颜家族的震动却还余韵未消。他们几乎倾尽举国兵力进行了残酷的镇压，可是余孽在阿疏的率领下退入里眉五国部的旧地，依托老爷岭和他们对抗。
混同江流域与漠南地区，这是金朝龙兴之地，包括女真各部落的住地，还有契丹、奚、渤海以及五国部、吉里迷、兀的改等各族。而那里山林茂盛，地形复杂，还生活着散居的女真人，一直没有归附。过去这些部落并未形成像完颜部、五国部等的联盟集团，所以对金国的难以形成威胁，只是任其自生自灭。
但是随着阿疏率领数万的逃人进入，那里被他迅速的统一起来，全部归于新崛起的五国部，据说已经形成了个十万人左右的大部落，他们中既有复叛的蒲聂部、抹捻部、纥石烈部、石鲁部、陶得里部，也有过去依附的契丹人、奚人、渤海人，但是大部分是虏获内迁的汉族人，而现在还有逃奴不断的从各处涌入。
这些叛人和逃奴不但渔猎采集，还有汉人利用山中的谷地伐木种粮，甚至还开采山中的铅矿和金矿，利用靠近鞑靼海的优势与外界交易，换取生活用品和武器，现在已经初具规模。
这些人往往会在冬季的时候从山中出击，抢掠附近的猛安，杀死官员，放走奴隶，抢走马匹和粮食，有时还会组织小部队深入偷袭金军，搞得上京附近人心惶惶，但是那里又山高林密大部队无法进入，小部队又没有什么作用，现在只能沿河筑起堡寨，治军防守，防止他们过河骚扰。
而这些只是外患，现在完颜部的内部也因为此次民乱起了纠纷，以谙班勃极烈斜也为首的一班人要求全面实施汉制，积极主张摒弃女真旧制。他不仅得到了一班燕汉旧臣的支持，还得到了完颜希尹、宗望一些女真贵族的响应，但他们的提议遭到了以皇上吴乞买为首的宗翰等人的反对。
其实两派的制度之争不仅是权力斗争，也是利益之争。在金国内地，基本上是推行奴隶制度，燕云州县继承了辽朝的封建关系。因此金朝统治领域的社会经济制度，呈现出奴隶制和封建制同时并存的局面，而不同的制度当然不可能在统一的国家内互相平行的发展，发生剧烈的尖锐的斗争便不可避免。
政治、军事制度在不同地区呈现的不同状况，实际上正是不同的社会经济制度在上层建筑中的必然的反映。和封建地主不同，金国女真贵族不是依靠占有土地的多少去剥削农民和奴隶，相反，而是依据占有奴隶和牲畜的多少来确立对土地的占有权利。
‘受田’是金国女真关于土地占有的基本制度。按照太祖阿骨打制定的这个制度，女真贵族依据占有奴隶和牲畜的多少，占有不同数量的耕地。制度规定，凡占有耕牛一具（三头），民口二十五，即受田四顷零四亩，当然这也不是没有限度的。而作为受田依据的所谓民口，不单只是女真部落、氏族的平民，还包括奴隶。
因此占有奴隶和牲畜越多，就越可合法地多占土地。对外作战中，掳掠奴隶和牲畜，也就成为扩大土地占有的必要条件，也成为女真人不断发起对外战争的重要因素和动力。
阿骨打死后，吴乞买即位继续推行这种受田制度，并进而确立了赋税制，他下诏说：“今年大丰收，没有贮蓄，怎么备饥荒？命令每牛一具，纳粟一石。每个谋克部置一仓库贮存。”去年又下诏规定：“内地诸路，每耕牛一具，纳粟五斗。”
金国的受田制既然是依据牛具的多少，赋税的征收也不是依据田亩或人口，而是以牛具为单位，所以又叫牛头税。这种赋税制，显然主要是奴隶主的国家向奴隶主和部分平民征收的粮税。从事耕作的奴隶一无所有，他们还不是征税的对象，但是劳作的却是他们。
随着掠夺奴隶的增加，女真原居地的土地必然要不足耕种，阿骨打时即陆续把女真人迁徙到新占领的地区，外迁的女真一批大小贵族，便也成为大小不等的奴隶主。他们抢占了蕃汉各族最富庶的耕地，他们为了增加日益增大的生活和军事开支，又不断加重汉族的赋役。
随着金朝内地经济的发展，不仅需要更多的土地耕作，也更需要民户当劳力。金廷对降附区的人民，为了防止他们反抗和掠夺他们的土地资源，便采用强迫迁徙的办法迁到内地，是以牺牲汉人利益的办法去救济女真人。在把女真族迁往新占领地区的同时，也还继续地把契丹族、汉族迁到金朝的内地。。
而这些内迁的居民往往因为艰苦不能自存，被迫卖身作奴隶，导致汉人刻骨的痛恨，因而反抗金国的掳掠和迁移的斗争不断。后来金太祖下诏，禁止对已经投降的百姓掳掠，禁止权势之家买贫民为奴，又规定卖身为奴者，可以用劳力相等的人赎身。但实际上，这种赎身的可能性是很少的。依然不能阻止被迫迁徙的汉族居民大批地沦为奴隶。
随着女真人的外迁和蕃汉的内迁，这种矛盾也随着日积月累越来越尖锐，而阿疏的这一把火立刻燃遍了整个金上京地区，导致了金国腹地的一场大震荡，不得不将南下的金军全部调回才将各地的暴乱镇压下去。但是这场大动乱也让金国内部的一些人意识到奴隶制度不再适应发展，可全盘汉化也必然会触动一些既得利益着的痛处，必然会得到他们严厉的阻击，不可避免的演变成了一场内部意识形态的争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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