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明这个说法原则上是照抄苏联对托派的政策,说陈独秀是每月拿300元津贴的日本间谍则事出有因。主要是因为托派成立后即反对的独裁也反对的主张,观点极左,很容易为国共双方所不容。托派的中央委员陈仲山给鲁迅去了封信,还邮寄了宣传品。此时鲁迅已经重病,无法回信,就由鲁迅口授、冯雪峰代笔写了《答托洛茨基派的信》,在上海的《文学期刊》和《现实文学》同时发表。这封信中,有这样一段指斥托派的话:“你们高超的理论为日本所欢迎……在大众面前,倘若有人造一个攻击你们的谣,说日本人出钱叫你们办报,你们能够洗刷得很清楚么?”
鲁迅的这封信本来是当时左翼文人中论战惯用笔法,就好比有人说鲁迅是领卢布的一样,骂过了就算了。但有人就利用了这一点,当时正是苏联反托洛茨基派的**时期,编辑部设在莫斯科、印刷厂和发行部设在巴黎的《救国时报》第39期第一版,发表一则署名伍平的长篇报道,题为《我们要严防日寇奸细破坏我国人民团结救国运动,请看托陈派甘作日寇奸细的真面目》。为加强这篇报道的政治张力和新闻导向,报纸还在头版头条配发题为《甘作日寇奸细的托洛茨基派》的社论,在国际上把陈独秀和托派说成了日寇奸细。
王明是从莫斯科回来的,他说陈独秀是汉奸就是从这里来的。
康生这人最大的特长就是紧跟领导。他和王明一起从苏联回来,王明又处处以共产国际代表自居,康生不听他的听谁的?于是,康生写了一篇文章,名字叫《铲除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托洛斯基匪徒》。文中说:“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了我们的东三省,同时,上海的日本侦探机关,经过亲日派唐有壬的介绍,与陈独秀、彭述之、罗汉所组织的‘托匪中央’进行了共同合作的谈判。当时唐有壬代表日本侦探机关,陈独秀、罗汉代表托匪的组织。谈判的结果是:托洛茨基匪徒‘不阻碍日本侵略中国’,而日本给陈独秀的‘托匪中央’每月三百元的津贴,待有成效后再增加之。这一的谈判确定了,日本津贴由陈独秀‘托匪中央’的组织部长罗汉领取了,于是中国的托匪和托洛茨基匪首,在日寇的指导下,在各方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就大唱其帮助日本侵略中国的双簧戏。”
康生在国内公开诬陷中国最主要的创始人、现在的中国托派领导人陈独秀是汉奸。
这篇文章发表后,影响非常恶劣。原因是陈独秀此时刚从的监狱里出来,虽然他在中史上犯过错误,但并不等于他的人品有问题。康生的文章在《解放》杂志上一发表,很多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认为是中央的精神,纷纷发表文章,要**拿出陈独秀是汉奸的证据。康生本身就是信口雌黄,哪里会有什么证据?但就这么奇怪,还真的是形成了一种托派即汉奸的奇怪论调。
这些东西刘一民穿越前就知道,百度上轻轻一点就能搜索出来。有些东西是党史研究的成果,也能在学术杂志和网络象诬陷陈独秀是汉奸的问题,就是政治环境稳定后的研究成果。
自从六届六中全会上康生受了王明的蛊惑、走错一步后,党内地位大大下降。康生是什么人?他怎么能够甘心呢?
康生等待的机会来了。
去年9月,托派在法国召开了国际性大会,成立了第四国际,宣布建立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党。这个消息传到国内很晚,已经是六中全会以后的事情了。加上八路军在山西作战时,缴获了一份日本特务机关的文件,上面说要与中国的其它势力合作,共同对付国民政府和八路军。
康生得到这些情报后,如获至宝,拉着二胡在音乐的旋律中冥思畅想后,在中央党校就大讲特讲托派的危害,讲肃托的重要性,讲共产国际对开展肃托运动的要求,讲六中全会政治报告对肃托运动的部署。
托派最有特色的主张就是在更加民主的氛围下讨论革命问题,也正是因为他们过于强调民主,导致内部分裂。要是在和平时期,要求党内民主是正常的。但是现在是战争时期,只有全党统一思想、统一步调才能赢得战争的胜利。**中央的领导和八路军的领导对托派都不感兴趣,原因是托派一直攻击我党搞统一战线的政策。这样一来,康生煽动的肃托运动在个别地方又开展起来了。
刘一民穿越以来最大的心愿就是跟着党尽快打败日本侵略者、建立新中国。为了减少内耗损失,没有少做工作。但是现在一看曾中生、蔡中的电报,就知道战争年代太残酷了,为了保持队伍的纯洁性,有些政治运动想避免都避免不了。加上有心人从中撺掇,事情就更复杂了。
以刘一民的性格,自然不会坐视不管,但是凡事都得讲技巧。历史上冀中肃托最后是被贺老总制止的,但是现在由于日军对冀中的重兵扫荡,120师还没有到冀中来,他们正全力向北发展。看来,还必须得刘一民来出手制止冀中肃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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