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天后，文启东以二万两的巨额银子，买下了山谷外宽六里长十里的一片荒地。
看似面积很大，只不过一小半是荒山，能被开垦成良田的土地，也不过一万多亩。
这样的面积，还是贫瘠的生土荒地，要是以古代的土地种植技术，想养活二千多人，确实有点勉强。
不是文启东不想花钱多买点土地，而是再扩大购买的面积，就是山外的良田了。
山外的那些良田，不只归属于那些乡绅，相当大的一部分土地，主家是附近的藩王府郡王府，文启东不想和这些藩王、郡王打交道。
整个明朝，中原之地是分封藩王最多的地方，从黄河北到长江北，光是一字藩王就封了十几个，加上藩王们的嫡子受封为郡王的，到了明朝后期，这片地域上的郡王多达几十上百人。
这些藩王郡王，每封赏一个，就要占据百万、几十万、几万多少不等的最肥沃良田。
这些良田从哪里来，当然是从民户哪里圈占，把一片片的自耕农，划为王府下属的佃户。
虽然这些良田还归原土地上的农户耕种，可土地的归属已经更换了主人，土地的出产税赋也不再交给朝廷，而是被藩王郡王府截留。
几十上百家藩王郡王，堆集在中原河南这一小片地域，造成的结果，就是这一地域七成以上的土地，在名义上归这些藩王郡王所有。
之所以说是名义上的，是因为这七成被占据的土地，至少有一小半良田，实际的主人是那些王府的属官和本地的官吏。
这是一个借着王府的名义，大肆侵占农户田地的利益集团，是从上到下勾结在一起的，一条侵吞朝廷税赋的利益链。
面对这样的一条‘顽固’利益链，强势如张居正这样的首辅，也没能完全动摇他们。
土地都被王府和这些官吏乡绅们占了，原本这些土地应上交朝廷的税赋被他们吞了，那每年需要上交国库的税赋从哪收？
从矿产上吗？，万历因收矿产税，被文官们抵制，天启也被污蔑为木匠皇帝，因为地方上的矿产，绝大部分是官绅们在开采。
想收商业税更是没门，朝廷要想收商业税，那就是与‘民’争利，是必须抵制打倒的‘恶政’。
但朝廷的税赋还是得收啊，因为朝廷需要收取税赋，来维持权力机构的运转。
皇室的用度，藩王们的岁粮，军队的兵饷，官员们的俸禄等，都是需要朝廷下拨钱粮的，这些钱粮都需要靠农税来支撑。
为了完成任内的税赋，地方官员只好把这些税赋，都加派到还保有自己土地的自耕农和小地主头上。
古代的社会生产力本就底下，明朝末年又赶上气候反常，农户地里的收成少不说，还三年两头欠收绝收。
在这样的情况下，自耕农需要承担的税赋还逐年增加，到了天启和崇祯年间，一户自耕农，要担负起原先十户几十户的税赋。
这样高的支出，哪是普通的自耕农户能负担的起的，为了完税，自耕农们只好把田地，卖给那些不用交税的官绅读书人。
恶性循环开始了，这样的土地兼并，在明朝末年达到了高峰，陕西有些县，一个县能收取税赋的自耕农，不到本县原有农户的五十分之一。
怎么办，县里的官员和衙役只能杀鸡取卵，把剩下的自耕农也全部逼破产。
失去了土地的自耕农，为了活下去，只能起来造反……
就是这修武县，去除了王府及官绅们的土地，能交税的自耕农也是不多了。
修武县衙，贾县令躺在躺椅上，悠闲地喝着茶，旁边的无烟炭火把整个书房烤的暖洋洋的。
喝了一口香茶，把手中茶杯放到躺椅旁边的小茶几上，贾县令感叹道：“这椅子，坐久了，会消磨人的意志啊！，那道士如此会享受，还能道术有成，难不成真是嫡仙人转世？”
旁边的师爷接过话头，奉承着贾县令，“就算那道士是真仙人，现在不也在太尊的管辖下……”
“你说那道士，既然修道有成，那么劳心劳力的收治那么多流民干什么？，难道真为了福德……？”
贾县令虽来到修武县时间不长，可凤山观这个地名几乎天天都能听到，对凤山观内的一切当然不陌生。
这不，身下的躺椅，旁边的小茶几，那燃烧的无烟泥炭，都是从那山谷道观里离流传出来的。
对于自家东翁的心思，旁边程师爷心知肚明，无非是对道观的土地钱财起了贪念。
贾县令是淮安人，其祖父、父亲都是举人，虽其父祖都没能考上进士，但他父亲是做了十几年官的，官位最高做到了县丞，家里也拥有良田千亩，算是书香小富之家。
到了贾县令，三代的积累，终于出了他这个进士，虽只是三甲末尾进士，但也算更换了门楣，成了真正的官绅之家。
人的欲望会随着外在条件而变化，贾县令家只是举人功名时，家有良田千亩感觉还行，比上不足比下有余。
家里出了进士，就感觉那点家产有点拿不出手了，怎么也得家有万亩良田才匹配进士之家。
可在淮安这样的江北鱼米之乡，想拥有万亩良田，那可不是一般的困难。
良田早就被瓜分完了，想扩张自己的田地，只能出高价购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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