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
讲这句话的便是郭偃，在这个时代是能够与管仲齐名的经济学家，不过管仲一己之力扶持齐桓公尊王攘夷九合诸侯，成就春秋第一霸主，而郭偃更出名的是铁口直断屡屡应验的占卜之道，毕竟在这人才济济的晋国，又是身为虢国后裔，能够成为太史或者太卜已经是其才能所致，毕竟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虽然当权者更多的是将其当做装饰的仪仗或者花瓶。
郭偃在晋文公即公子重耳时才，以郭偃之法进行社会改革，改善用人制度，建立法治观念，提出君食贡即国君放弃占有土地而收取土地所有者赋税的理念，推动晋国封建制转化，也造就了晋继齐后成为春秋霸主，法家在战国时期的改革无不受其影响。
当然为后世所熟知的大概是其后辈两晋时期的河东郭璞，学青囊中书能攘除灾祸通达玄冥，以文学训诂方术占卜著称，后因著葬经以示风水地相，以卜筮不吉劝阻王敦谋反而遇害。更是将自己的五彩笔遗留给江淹，弄出了江郎才尽的笑话。
虽说是九年义务教育漏网之鱼，未来辩证唯物主义与社会主义的薛定谔接班人，元宵却不会真的不将其当做回事，次日便收拾妥当，轻裘缓带身不介胄，自府库中精心挑选些许玉石皮毛当做礼物，便前往晋国绛城藏室去拜访郭偃，以应先前之约。
凡山陵之高，非削而成崛起也，必步增而稍上焉。川谷之卑，非截断而颠陷也，必陂池而稍下焉。是故积上不止，必致嵩山之高；积下不已，必极黄泉之深。唯有抓住任何可能机会以充实自我，才能避免书到用时方恨少的尴尬与绝望，既然已经付出代价，又岂能让人白嫖。
毕竟春祭之后元宵便要离开绛城，此去经年，应是良辰好景虚设，不知归处遑论归期。
春祭便是春郊祈福谷，春初，天子领三公九卿诸王到东郊迎春，即便礼乐崩坏，诸侯士卿多有僭越，但也将其视为政治手段而维护这宗周命祀制度，能御大灾则祀之，能捍大患则祀之，有功于天地社稷人道延展则祀之，甚至还有以当权者福荫而配享祭祀。
凡治人之道，莫急于礼，礼有五经，莫重于祭。古有五礼，吉凶军宾嘉，祭祀为吉礼，五礼之冠，祭祀代表的是人道正统向天地祷告并祈求予以庇护，毕竟农耕文明的存续兴亡多依赖于自然气候，历次小冰河气候对华夏文明的影响都是难以磨灭的创伤，这祭祀不只是礼仪和传统，也是文明在一定程度时聚集的认知和成就及记录。
似乎过于功利的中国人对于宗教信仰都不怎么虔诚，除却出于尊重或者怀念而祭祀的先辈之外，佛道神灵或者荒庙野寺，有需则三牲供奉，不用便破山伐庙，或者自神话时代人们传承下来的信念便是尽人事而后听天命。
上帝真主佛陀仙家和东北萨满湘西苗巫似乎也没有什么差别，在泛神论主义者眼中漫天神佛妖魔和被薛定谔虐待的猫一样，存在或者不存在全乎一心，所以儒家敬鬼神而远之，也唯有先辈英灵国人才会分外注重，所以庙庭配祀成为文臣武将死后哀荣。
至于为何春祭，夫民之大事在农，上帝之粢盛于是乎出，民之蕃庶于是乎生，事之供给于是乎在，和协辑睦于是乎兴，财用蕃殖于是乎始，敦庬纯固于是乎成，是故稷为大官。
贯穿整个封建时期，农事对于统治阶级还是乡族野民都是天大的事情，所以土地兼并便成了历代鼎盛王朝自我覆灭的必然缘由，黄宗羲所言有积累莫返之害、有所税非所出之害、有田土无等第之害，盖因土地是生存以及财富获取的必须，也是国家财政收入的来源，资金链断裂基本注定统治破产清算或者被他方吞并。
民真的以食为天，要不是神农氏喂饱了他们的肚子，他们哪里来的力气放下碗骂娘抄起键盘坑爹。中国两千年的治乱轮回，更像是在通过战争来调节人口与土地的矛盾，后来工业科技推动土地产出，文明发展自我消弱人口繁衍，这才跳出黄宗羲怪圈。
旧有版筑饭牛，傅说筑于傅岩，武丁用以为相，宁戚饭牛车下，扣牛角而歌，桓公异之，拜为上卿。是为君臣相得白衣卿相的典范，而为后世传颂。
所谓版，墙版也，而筑，杵也，夏商时期建筑多是把土夹在两块木板中间，用杵捣坚实，就成为墙，甚至秦汉长城也多有夯土版筑而成，虽然砖石烧制如同陶器在西周便有，不过更多的是砌筑墓室和铺设地面，而非建造房屋，否则历史中风吹雨打留下的就不会只有墓室而无城垣。
这晋国藏室也是如此，夯土垒成高台，以青石为基，实木成架山节藻棁，版筑成墙上覆横瓦，吊檐飞角脊兽林立，突兀而起，与旁侧略显低矮建筑丛林格格不入，却在这绛城与王宫正殿遥遥相望，或许是出于防御及防水的考虑，但对待知识的态度可见一斑。
这不仅是晋国宫藏之处，也是太史刻录君王敕令行为、朝廷政事以及天下往来传闻之所，也是太仆观时节星象、为国君预言占卜祸福凶吉之地，虽无实权却也高人一等，历来对于不了解的东西人们总会报以敬畏和忌惮，神秘侧亦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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