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防止地方官无休无止的支应差役，我们还应该设立一套相应的预决算制定，每年秋季‘司考’的时候，应该要求地方官上报明年的财政计划，若是地方政府支付差役的钱超过地方财赋收入，或者达到地方财赋收入的一定比例，我们就应该否决地方官的年度财政预算……
这里面还有很多实行诀窍，我就不一一细说了，总之，免役法要想实行，前期需要做的工作很多，我们需要堵住所有贪官可能贪污的漏洞，如此，才能让朝廷的初衷得以贯彻。而朝廷确立这项工作以后，还可以加强中央的控制力，以后朝廷可以通过否决地方的开支计算，控制地方官、地方节镇的为所欲为，将一切权力收归朝廷……”
赵佶插嘴：“如此行事，确实能加强地方的掌控，但我怕控制不了太尉大人这样的弄钱高手。太尉大人不加赋，便年年使广东财赋增长。你刚才所说的广南户均收入超过六百贯，这恐怕是真话，但你的计算方法含含糊糊，说明你向朝廷少交税了，少交了不少，足够再养一支大军，譬如像朱雀军那般耗费钱粮无数的吞金兽。”
赵兴尴尬的一笑，跳过这个话题，继续说：“王荆公另一个值得实行的法律就是‘三舍法’，朝廷每三年召集士子进京一次科举，路途遥遥的，需要提前一年做准备，许多人路费不够，便无望参加科举，譬如广南，坡公贬谪去惠州的时候，在路上走了八个月。广南指射之地，有多少士子有这个财力，维持八个月的旅行？
而王荆公的‘三舍法’，却恰好解决了这个问题。以学舍为单位，官府只需每年考核学舍的资格，就可以让天下寒士，能够就近读书，就近学习，学成之后，替国家效力。
我知道，根据朝廷律令，各地官府对当地学生都有各种补贴，以替朝廷养士，栽培读书种子。让朝廷负担养士的费用，也算冗员的一种，将这个负担下放到地方政府，朝廷可以减少支出，天下寒士也可降低求学成本。所以我认为，指射之地的指射之法应该推行天下，本地人就应该担当本地官，如此，才不至于民怨沸腾，祸害乡邻。”
赵兴刚才说的“六民”，是古代中国对国民的分类方法，其中包括官宦、商户、匠户、农户。而农户里又分几个等级，每一个等级的纳税额与承担的国民义务各不相同，而他们的权力也各自不同。
赵兴在这里侃侃而谈，谈的都是治国方略，态度异常恭敬，完全是朝堂奏对的格局。他的这种态度与和乐楼的欢畅气氛有点格格不入，此地谈论国事，场合不对、人物不对，方式更不妥当。然而，小皇帝听的入神，李师师装聋作哑，高俅则一副神游物外的表情，在场的两名太监心不在焉，于是，小房间里没人提醒赵兴——他一个当朝太尉，在此时此地，向赵乙这个大商人解释国策，是多么不合时宜。
满肚子不合时宜，这是王朝云对苏轼的评价。而赵兴一向所作所为，也符合这句评价。如今，当初说这话的西子姑娘已经病逝在岭南，满世界只剩下苏轼与赵兴这对不合时宜的师徒犹在。
小皇帝是出来泡妞的，但赵兴却把这次泡妞行动变成了一场国事讨论会。他将王安石的新法一一进行评价，指出其中的优劣之处。别人评价王安石的新法，可能有所偏颇，大多数时候，他们是根据党派利益，为了反对而反对，为了赞成而赞成。赵兴这个调和派的评价，恰恰带有这个时代难得的公正态度。
“王荆公不愧是学问大家，他对这个时代的了解超越了同时代所有的人，所以他指出的时代弊病，无可回避，无可否认”，赵兴最后评价说：“我知道王荆公变法的目的不是替百姓谋利，苏三丈说的不错，他跟王莽一样，就是借口变法而揽权，然而，当时的人对于变法的辩论结果，却证明变法的必须。这说明，王荆公在提出变法的理由之时，那理由确实无懈可击，以至于连司马君实（司马光）相公都不能否认王荆公说的有理。
然而，王荆公上台以来，所行所为却不是为了变法，变法只是他手中的一把刀，他将一切罪恶掩盖在变法这个借口下，排除异己，树立同党，不择手段的攫取权力。
方今天下，确实到了非变法不可的地步，王荆公没有说出变法的最根本理由，我认为最根本的理由是：我大宋已经到了商业社会，已经到了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共和时代’，而我们许多祖宗之法，还停留在农奴社会，我们必须建立一套寻求公正，遵守契约的律法，或者确立这样一个大原则，使得我们的社会稳步迈向商业时代。
神宗陛下当初没有做到这一点，哲宗陛下没有人清楚方向，当今陛下若想超越两位先皇，就需认清时代的大方向。
古人说欲速则不达，有些事情过于急切，矫枉过正，反而不妥，我刚才说过，商业文明进化到一定程度，他必然寻求公正，寻求契约精神，寻求诚信，所以我们无需拔苗助长，只需要给今后的时代确立一个大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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