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克又把二十两银子交给毛平。毛平也算是有见识的,仔细查收之后,也签了收据。
“武汉那边的工作就交给你了。还记得我的要求么?”
“第一,治病结束之后就回来。第二、我是去治病的,不是去卖药的。”毛平答道。
“很好。我知道你很热心,但是不要好心办了坏事。这药物本来就有可能要人命,咱们绝对不能办傻事,办错事。你得把你自己的安危放到前头,出了事,人家先抓你啊。”陈克语重心长地交代道。
“文青先生放心好了,你的可我还没有听完,绝对不会白白在汉口被抓了。你还有别的什么交代么?”
“该说的我也都说了,去吧。一路顺风。”
毛平告辞,踏上了为革命出差的远程。
陈克接着和王启年谈起了生意。核心问题只在于一件事,王启年能够拿到什么价格。
王启年希望能够以现在七折的价格拿货,陈克告诉王启年,最低也就是九五折。“王大夫,往南洋销售,本来就是利润很高的买卖。你说卖到南洋,我也没办法监督。这不是我信不过王先生,而是我根本就不想监督王先生。所以七折的事情提也修提。我没办法向其他人交代。”
王启年听了这话,知道绝对说服不了陈克。也只好同意了。
“陈先生,既然这样,我们把这个月的数量说一下。我先要600份药。”
“这药存储期不是很久,王大夫需要注意此事。”陈克不为所动的说道。
“这个自然,药的事情,我一个月会向文青先生进两次货。”
“王大夫,那你要离开我们医院了吧?”陈克问道。
“不会,我很喜欢这个医院,也很喜欢在这里工作。只要文青先生不撵我,我就没有离开的打算。”
陈克自然没有撵王启年走的意思。现在各处都在铺开,有王启年在这里坐镇,一直没有闹出什么事情来。陈克现在希望的是保持现状。
接下来的几天,各种小问题层出不清。雇人,赶工,发药,各种事情繁琐的不能行。陈克一面逐渐把工作更合理的分配,一方面准备着社会调查的事情。
奇怪的是,自从中秋之后,复旦公学的人来得越来越少了。陈克觉得是学校里面忙,她们不来也不是什么坏事,正好了的轻松的完成手头的事情。没想到,没过几天,一名加入黄浦学社的复旦公学学生急急忙忙的赶来,这位学生叫做慕容鹉,一见陈克,慕容鹉就焦急的喊道:“陈先生,熊铭杨这几天在复旦公学一直散布说,您根本不是什么革命党,而是个保皇派。还阻止其他学生前来学社。今天下午和几个人打起来了。陈先生,您得去劝劝。”
听了这个话,陈克不由得苦笑了,他心里面说道:孩子,熊铭杨说我不是革命党,我觉得是一种保护才对啊。你们这么硬生生的给我辩解……你们是准备要我的命么?
这位熊铭杨同学,就是中秋夜聚餐那次,悲愤的请求陈克闹革命的那位。陈克他对一直印象很深,熊铭杨四川人,最早是在西安的南洋公学上的学。
南洋公学在当时是一所颇有名气的新式学堂,但并没有摆脱掉旧的封建传统教育的羁绊;从私塾到新式学堂,管理上有很大变化,但仍旧习惯于用旧的专制、苛刻的礼教来束缚学生,同时,教师对学生中萌发的新思想也不理解,常发生对立情绪。
一九零二年十一月五日,公学五班上课时,文科教习郭镇瀛发现师座上有一只洗净的墨水瓶,认为这是学生有意捉弄他,便严辞追查。五班学生均回答:“不知。”郭就恐吓坐在前排的学生贝蝇伯、伍石卿,限他们三日内告发,否则加罪。经威胁,五班有一学生诬告此瓶是伍正钧所放。十三日,校方应郭教习的要求,公告开除无辜学生伍正钧,从而引起了五班学生的反对。经过与校长申辩、力争,仍然没有变化,全班学生随即决定集体退学以示抗议,临行前,他们分头去各个班级告别,说明原因,表示反对这种专制压迫,这一行动得到了全校学生的同情。校长汪风藻知道后,不问情由,宣布开除五班全体学生。全校学生大哗,引起强烈公愤。学生们当即自行推出代表,请求校方收回成命。校长不允,同时大发脾气,并决定“以此示做”。在此情况下,更加引起了学生的反抗,全校学生经议论,决定全体退学来表示抗议,明确提出反对对学生采用专制武断手段。
至此,校方感到十分为难,请出了受学生尊敬的特班班主任蔡元培先生来调解。经蔡先生的耐心说服,学生方同意暂缓行动。蔡元培当晚前去拜见公学督办盛宣怀,而盛却以“别有要事”辞而不见。几经交涉,至十六日晨,仍无成效。全体学生决定打好行装,集体在大操场,等候最后的答复。上午十时左右,不见回音。于是,全校学生以班级为序,高呼“祖国万岁”的口号,秩序井然地走出了南洋公学。素有民主思想的蔡元培先生也愤而辞职,跟随学生——起离校。蔡先生把学生带到“中国教育会”,请求帮助。在教育会负责人章炳麟等的支持下,当即成立了“爱国学社”,使退学学生得以继续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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